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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寒：踏雪寻梅，年味渐浓******

　　小寒是冬季倒数第二个节气，它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将近尾声。小寒一般于1月5-7日间交节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释其名曰：“小寒，十二月节。月初寒尚小，故云。月半则大矣。”在古人看来，寒冷是一个不断积聚的过程，冷气积久而寒，却未达极点，是谓“小寒”。冬至之后，冷空气频繁南下，各地气温持续降低，小寒临近“三九”，民谚有“冷在三九”“小寒一过，出门冰上走”“小寒胜大寒”等说法，可见此时的寒冷程度。

　　小寒时节，北方大部分地区正值田间歇冬，南方地区也多是从事果树修剪、小麦油菜追施冬肥、蔬菜越冬保暖等工作，农事并不忙碌。然而农人早已关心起来年的收成。人们常常根据小寒的气温、雨水变化预测来年的天气、农事。比如“小寒暖，立春雪”“小寒不寒，清明泥潭”，当年小寒温暖，预示来年立春前后有雪，清明雨水增多；“小寒雨蒙蒙，雨水惊蛰冻死秧”，若小寒阴雨，寒冷将持续到来年雨水、惊蛰；此外还有“小寒无雨，小暑必旱”“小寒不寒大寒寒”等。

　　寒冬腊月，人们注重饮食、保养身体，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寒食俗。比如南京人小寒要吃菜饭，取南京特色“矮脚黄”青菜、咸肉片、香肠片、板鸭丁，再剁生姜粒与糯米同煮，味道十分鲜美。广州人喜欢在小寒早上吃糯米饭。糯米饭不光是糯米，得配上炒香的广州腊味（腊肠、腊肉）、花生、碎白葱等，吃来有滋有味。江浙一带有小寒吃花生的习俗，花生可以健体，当地俗谚说“小寒喜庆长生果”“小寒花生食来年”。以传统中医观点来看，在经历春、夏、秋三季的消耗后，人体气血偏衰。“三九”最是寒冷，阴邪之气颇盛，此时合理进补可以抵御寒气侵袭，使得来年身体强健。小寒食补多讲究“温润”，即用一些温热食物补益身体，比如羊肉、鸡肉等肉类，核桃仁、大枣、龙眼肉等蔬果。正所谓“三九补一冬，来年无病痛”。

　　严寒之中，仍有花信如约而至。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有“葵影便移长至日，梅花先趁小寒开”的佳句。梅花带着独有的暗香，为寥落寒冷的天地增添了几分色彩。梅花自小寒时初绽，探梅寻芳者也日渐增多。梅与松、竹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素以傲雪凌霜的高洁之姿得世人称颂。

　　陆游《游前山》有“屐声惊雉起，风信报梅开”之句。“风信”即“信风”，是应着花期时令吹来的风。一番风来，吹开了应季的花，古人从中挑选花期最准确的一种花作为这一节候的代表，称为“花信风”。明代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云：“二十四番花信风者，自小寒至谷雨，凡四月，八气二十四候，每候五日，以一花之风信应之。”古人以五日为一候，三候为一个节气，每年从小寒至来年谷雨，共有八个节气二十四候，每候都有一种花儿绽蕾开放，于是便有了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之说。明人王逵《蠡海集》整理了完整的花信风名目，以梅花为首，待到楝花开尽，花信风止，绿肥红瘦的夏季便来临了。

　　小寒三候一候梅花，二候山茶，三候水仙。梅花高洁，山茶富贵，水仙清雅。水仙多为家中水养，一球抽三五枝花茎，开四五朵白花，风姿绰约，雅号“凌波仙子”。文震亨《长物志》说水神冯夷服此花八石，由此得名“水仙”。不论是踏雪寻梅，还是在家中观赏水仙，都为小寒增添不少雅韵。

　　尽管此时寒近极致，但春的气息也渐渐弥漫开来。进入腊月之后，年味渐浓，人们开始忙着写春联、剪窗花、贴年画、采购年货等，陆续为春节作准备，日子便这般红火热闹起来。（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袁瑾）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